春秋末戰(zhàn)國時編定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廣義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例如舊體詩文集、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

中國古籍傳統(tǒng)的分類法采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四部下再細分為四十四類： 經部，以儒家經典及其釋作為主，例如《御筆詩經圖》，也收錄古樂、文字方面的書籍。 史部，主要收錄各種體裁的史書，另納入地理、政書及目錄類圖書。 子部的范圍比較廣，諸子百家、算術、天文、生物、醫(yī)學、軍事、藝術、宗教、占卜、堪輿、命算、筆記、小說、類書等，皆入子部。 集部，則錄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個人著作稱“別集”，集體創(chuàng)作稱“總集”（例如：《六家文選》）。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古”是相對于“今”而來的，未采用現(xiàn)代印刷技術印制的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 [2]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記錄知識、傳播思想，圖書才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載體； 文字制作技術； 裝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