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釋語義的專著剛好相反，它所釋的義并不局限于某一書，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義，而是某一詞語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義。因此，它的釋義方法就不應隨文而釋，而要一面研究各個詞語的含義，融會貫通，給以準確的、簡明的解釋。但有些書既隨文釋義，又通釋群書，其體式介乎注疏與專著之間，如《經(jīng)黃釋文》、《讀書雜志》、《經(jīng)義述聞》、《群經(jīng)平議》、《諸子平議》等。還有一種情況，在隨文釋義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論、序錄，這種通論與序錄大部可以納入通釋語義一類。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國的古籍在數(shù)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此外，還有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也是中國的古籍。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問，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

中國有6000年的文明史，圖書作為重要的標志文明的牌記，與中國古老的文明社會并駕齊驅發(fā)展著。從壁石、鐘鼎、竹簡、尺牘、縑帛到紙張，無一不向社會傳播文明，傳遞知識。但久經(jīng)改朝換代、天災人禍，能保留下的古書少之又少。所以，古書收藏愛好者認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較清晰。凡國內藏書只此一部的，未見各家收藏、著錄的，一概稱為國內孤本。

“古”是相對于“今”而來的，未采用現(xiàn)代印刷技術印制的書籍，皆可稱之為古籍。 [2] 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記錄知識、傳播思想，圖書才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古籍編撰史》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件： 知識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質載體； 文字制作技術； 裝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