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文釋義的注疏向來有很多名稱，初叫做“傳”，叫做“說”，“解”，也稱為“詁”“訓”，后來又有 “箋”、“注”、“詮”、“述”、“學”、“訂”、“?！?、“考”、“證”、“微”、“隱”、“疑”、“義”、“疏”，“音義”“章句”等別名。 這些名稱有的名異實同，有的意義微殊，有的互相結合，成為新的名稱，如“訓詁”“詁訓”“解詁”“校注”“義疏”“疏證”等，其用途各不相同。

中國歷史一般從有史以來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前算作古代史。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1840年以后的歷史就劃入近代史。但社會性質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學術文化馬上統統起根本性的變化。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治結束的七十年間，新撰寫的書籍中，絕大部分的內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沒有多少不同。

春秋末戰(zhàn)國時編定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廣義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例如舊體詩文集、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