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到了隋唐，受科舉制度的影響，傳鈔寫本書極盛，官家對圖書的整理達到高峰；雕版印刷術也應時而生，中國圖書事業(yè)邁向全新的局面。

然而,水火之事,防不勝防。如唐初大圖書散佚事件，就是隋代在洛陽的藏書副本多達8萬卷,李世民蕩平王世充時,只剩下8000余卷了,下令由宋尊貴將所獲圖書,晝夜用船載監(jiān)運至長安,可惜運書之船在“西致京師,經(jīng)砥柱舟覆,盡亡其書。” [12]

兩宋是中國圖書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時期，編書、刻書、藏書風氣大盛，官府、私家、坊間三方面編印書籍并行。

明、清兩代，朝廷則以雄厚的財力、物力與人力，主導編書事業(yè)，二十世紀初，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圖書事業(yè)遂邁向另一全新階段。

三代以前，所用以載文者，竹木而已。載于竹者，曰簡；載于木者，曰牘；連編簡牘，則謂之策。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則書之于簡牘而已。初以刀刻，繼以漆書，周宣王時，始有墨書。三代以上社會之文化，完全賴此以推進，國家之文明，亦完全賴此以保存，與后世之書籍功用正同。是簡牘者，實即當時之書也，創(chuàng)之早，行之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既以韋編，其為簡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時之所謂書籍者，仍為簡牘也。由古至周，所有書籍完全為簡為牘，故謂之為簡牘時期。

至宋，因長卷之種種不便，遂依據(jù)葉子之格式，而改進為今日之線裝式。即將一葉分割，使不連續(xù)，以一葉為一板，一葉為變易，但在檢閱上、誦讀上以及收藏，其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計也。故吾人所讀之線裝書，其實際肇始于宋，為時僅千年。宋以前，絕未有線裝書也。文字多為刻印，抄寫者甚少。至宋仁宗慶歷中，有布衣畢升為活板，用膠泥刻字，從此又有活字印板之發(fā)明。元王楨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無錫華燧、安國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較經(jīng)濟，但在書籍上，固與刻印無殊也?？傊运沃燎?，其書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為線裝，故此時期謂之為線裝時期。清末則漸有洋裝，民國后且有取線裝而代之之勢，其形式與裝訂，盡人所悉，毋庸贅述矣。